今年最牛逼的华语电视剧来了！豆瓣9.4分一年能有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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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台湾电视剧的影响力式微，多数人对台剧的印象还停留在小清新的风格阶段。

而最近这部热播的《我们与恶的距离》触及到了深刻的人性与社会议题：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远。

暌违台湾荧屏十多年的贾静雯回归，播出过半在豆瓣拿下9.4的高分。

这部由台湾公视和HBO Asia联合出品的社会写实剧，不论口碑还是收视率，在台湾也创下了新纪录。

印象中自两年前同样由公视参与制作的《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还没有一部台剧掀起过同样的热度，估计明年「敲钟」（赢得台湾电视「金钟奖」）不成问题。

《花甲男孩转大人》

看过公视人生剧展单元剧的观众大概都感受过严肃台湾的制作水准。由无差别恶性杀人事件为由头展开的《与恶》开宗明义是沉重的社会写实群像剧，主要人物不仅有加害者和受害者的亲人，还有推波助澜的媒体，理念不同的法律和医疗人员等。

《我们与恶的距离》

而且与之前其他社会写实剧如《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2018）主要聚焦亲子关系与教育问题不同，《与恶》的野心更大，充满了近年来台湾舆论的关键词：随机伤人、废除死刑、精神病患去标签、乡民正义、媒体嗜血等等。

《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

过分紧跟舆论热点的影视剧难道不会沦为网民意见的简陋拼凑？《与恶》的主创接受了这个挑战，可能因为新闻事件再热也会冷却，社会写实剧有望让人们保持思考，并通过虚构赋予扁平的新闻人物血肉，让民众有机会从各自固守的态度里抽身出来，尝试从其他角度思考，本来倾听别人的故事就是理解的开端。

目前看来《与恶》有意保持了人物和事件的复杂性，也没有过分左右观众的思考方向，只要最后不来个大爱包容和解，应该会是难得一见的力作。

《与恶》由两年前一宗剧院随机杀人事件的凶手李晓明被判决死刑定谳开始，让人想到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剧中的李晓明后来被「加急」处死也和现实中的杀人犯郑捷的遭遇如出一辙。

贾静雯扮演被害者之一的母亲宋乔安，但她和传统的受害人很不一样，她是正统媒体「品味」新闻台的副总裁。

像七十年代的美国电影《电视台风云》的女主角一样雷厉风行，为了抢头条罔顾道德基准，只要有新闻价值，甚至不惜让镜头对准自己，让人无法轻易同情她。

偏偏她的下属之一是隐姓埋名的杀人犯妹妹李大芝，命运使然，她好不容易从哥哥杀人的阴影中走出来一些，但在新闻台的工作让她理想破灭，真实身份也被身为受害人家属的上司宋乔安揭露。

加害人和受害人家属之间的恩怨如果可以由法理解决，加害人亲属不得不继续身受法理之外的社会谴责，连隐私和沉默的权利都不被容许。剧中有人发出感叹「我们都是好人，老天到底要让我们学什么？」

《与恶》每集的片头都是一个引起网民讨论的「品味」新闻台头条视频，新闻人到底有没有良知也是该剧关注的焦点之一。

宋乔安的丈夫刘昭国（温升豪饰）是独立媒体的记者，自认为比妻子所在的电视媒体更关注深入报道也更尊重受访人，但宋乔安并不这么认为，两者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

的确，新闻的目标是决定民众茶余饭后都谈些什么。媒介从电视变成网络，报道者从专业记者变成自媒体，新闻还是人们赖以了解社会的途径。

宋乔安面对学院派公知质疑时理直气壮地反驳：有了点击率还要批评媒体无脑，只会「让我们精神更错乱」。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艺人白冰冰的女儿白晓燕被撕票事件之后，媒体自律的话题曾经引起台湾社会的大型讨论。记者在很多台湾人心中是没有底线的代名词，过分娱乐化的新闻报道让人又爱看又要骂，《与恶》通过宋乔安指出部分观众嘴上占据道德高地，实际上是媒体现状的始作俑者。

宋乔安不怕别人骂无良媒体，敢作敢当，躲在暗处的键盘侠和网络「酸民」反而显得更可鄙，谁叫他们没有不看热闹的自律。

《与恶》的另一条重要故事线是关于社会如何看待精神病患，2016年，台湾曾发生一例精神病患砍死儿童的「小灯泡」事件。

剧中为精神病患杀人犯和伤人者辩护的法律扶助基金会律师王赦（近年台湾电视剧的演技担当吴慷仁扮演）是废死支持者。

像日本电影《死刑基准》里小泽征悦扮演的律师一样，他在法律界和社会上都是少数派，这个人物据说也有现实原型，王赦对以离婚相逼的妻子袒露过去，年少的他曾经和杀人仅仅一步之遥，「我们与恶的距离」并没有我们想得远。

因此他为涉案的精神病患提供法律援助，还动员精神科医师一起为民众普及精神疾病患不应和罪犯划等号。但当然阻止不了居民抗议精神疗养院迁入小区，一有罪案就怀疑是精神病人干的。

剧中的这位律师和医护人员在我看来有点过分「正确」，反倒是其他角色的一些台词真实得让人背脊发凉。

宋乔安听说下属李大芝要辞职，划着手机头也不抬地说：「你有忧郁症吗？有忧郁症就要看医生」，代表了很多雇主对身心障碍人士的普遍态度；应思聪的父亲在得知儿子被确诊思觉失调症之后，提醒女儿不要把家里有精神病人的事告诉未婚夫，的确不少家族有精神病史的人在婚恋中处于天然劣势；杀人犯李晓明的父亲也警告租住应家的女儿，说应思聪「头脑怪怪」，希望不会从医院回来。

可见沉浸在痛苦中的人对他人的心理问题也冷漠得可怕。世界上的痛苦并不相通。受害不会让人变得更有同理心。

人与人之间从根本上说几乎不可能互相理解，但社会的正常运转则要求我们搁置偏见，按照一定的法则交往，这里有着天然的矛盾。

《与恶》只不过将理解的不可能集中展示，对话失去了交流的意义，因为没有听众，比如律师王赦的妻子，拒绝听精神病患杀人犯母亲说了什么，可能因为知道自己持有成见，就更不愿听到不同的声音，不给自己改主意的机会。

《与恶》中随着社会事件的展开，种种家庭内部的不和谐也跟着暴露出来，剧中人都很难在家庭小环境里得到疗愈，几乎没有和睦的夫妻或亲子关系，丧子悲剧加剧了宋乔安和丈夫的对立，深感被差别对待的女儿怪母亲没有哥哥一起死掉；李晓明的父亲长期做惯了大家长，对妻儿随意打骂；应思聪的母亲终于受不了固执的丈夫大骂出口。

我们都无法把社会关在家门外，甚至社会问题往往表现在切身的家族矛盾，只要不与家庭切割，就逃无可逃。

照这样发展下去，《与恶》是不是要走《黑镜》的路数了？我觉得不会，因为编剧是吕蒔媛 。

吕蒔媛

金牌编剧吕蒔媛自认「社教派编剧」，近年来出产不多，但部部都是需要大量田野调查支撑的社会写实之作，比如关注辍学生的《牵纸鹤的手》和聚焦丧葬人员的《出境事务所》，她还参与编写了电影《谁先爱上他的》。

吕那一辈的台湾电视编剧骨子里还是相信春风化雨的，浓浓的人情味乡土味一直是台剧独步天下的特色。

目前看来，几组在前几集不可调和的人物关系都有了松动的迹象，特别是亲人之间，宋乔安在丈夫的陪伴下重回丧子现场，深藏的自责有了分担的对象；思觉失调的应思聪反过来关怀身体不好的老父，一家人终于和和气气吃一顿饭；葬了哥哥之后，李大芝和母亲相拥告别，决心在台北正大光明重新开始。

越是亲近的人，就越无法靠理智来相处，能和解可能只是因为共同经历了心碎，看见了彼此的脆弱。剧中那位心理咨商师保守地说，只要有一方做出改变，就能打破原来的相处模式，虽然会变好还是变差很难预料。

至于社会问题，《与恶》涉及真实的罪和舆论的欲加之罪，编剧恐怕也给不出太容易的出路。起码有的角色愿意接受有人跟自己立场不同，明白他人也一样困于各自的处境里，从这个角度说没有人全然客观理性，我们的思考都难免受到局限。

恶性事件的新闻带来的讨论热度散去之后，创痛和恐惧可能会留在人们心里久久不散，美国作家琼·迪迪安有一本书叫做：我们讲故事给自己听，好活下去。《与恶》便是为了抚慰还活着的人们所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