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岭小说的迥异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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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在关注秦岭的小说创作，这是因为我在完成非虚构文学作品《南渡北归》三卷本之后，试图借助当下小说家的虚构文本重新考量现实的样态。几经披览与比较，秦岭的小说很快在我的视野里凸显了出来。

独特的认识价值

纵观中外经典小说，认识价值是彰显小说生命力的重要体现。我国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之所以普遍被认为纵深感不足，我认为主要还是没有解决好关注现实的方法和关注对象的关系问题，导致认识价值缺失。在这方面，秦岭表现出了卓尔不群的智慧、令人叹服的魄力和迥异的民间思维。

在他的“水系列”中，短篇《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是一篇广受好评的佳作。西部干旱地区的农民坝子是一名捕杀野生狐狸的高手，而皮草是城市富裕阶层彰显高贵身份的重要标志，这种卑贱与高贵的背后，不光是物质社会城乡贫富的落差与不公，更暗含着社会矛盾对乡村的致命影响。怀孕卧炕的美泉与一只“自投罗网”钻进屋子找水的狐狸“孕妇”，让故事在捕杀谋皮与乘人之危的逻辑上发生了悄然变化。两位因水所困的准“母亲”——人与兽惺惺相惜，摒弃前嫌，用死亡的代价唤来了底层社会的觉醒和反思，这种魔幻式的隐喻无疑有着多重的启发性。

在《吼水》中，面对干旱的肆扰和孩子的教育困顿，董球默许妻子离乡背井给土豪当“二奶”。他不惜花钱买了一匹用来驮建材修水柜的马，却舍不得让马喝水，马于是报复性地咬掉了董球的一只耳朵。颜面丧尽的董球索性把马卖掉，从此挥别故乡。后来乡亲们帮董球建起了水柜，返乡后的董球发现妻儿和马都回来了。可当马的新主人找上门来，马却逃得无影无踪。人类的道德妥协于缺水，相依为命的牲口却始终坚守着大义。在《天上的后窗口》中，“千年等一回”的自来水反而让乡民们集体无意识地淡化了对水的信仰和崇拜，只有“我”父亲坚持履行给后窗口的木桶添水的古老仪式，成为现代乡村文明的“叛逆”。某天全村突然停水，现代农村瞬间回归到干旱的原点，重拾信仰的人们在给水龙王塑像时，无意识地把神像塑造成了“我”父亲的样子。小说借用农村发展与传统文化的割裂，直指现代文明进程的盲区。同样，《借命时代的家乡》《硌牙的沙子》等小说始终站在中国民间文化的制高点上，以“水”作为透视现实乡村的反光镜，用本真、洗练、丰厚的西部民间语言营造叙事语境，深刻揭示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矛盾。这类小说巧借人与人、人与神、人与牲畜、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蓄满了罕见的悲剧力量，为我们提供了观察现实社会的全知视角和多重界面。

秦岭以长篇小说《皇粮钟》、中短篇小说《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摸蛋的男孩》等为主的“粮食系列”，当年不仅被广为转载，还被相关省市争相改编成多种传统戏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秦岭把几千年的“皇粮”制度纳入当下城乡严重的“剪刀差”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错位体制之中，触动了整个社会最为敏感的神经，引起了广大读者特别是农民读者的强烈关注。这类小说曾被从维熙誉为“历史的刻度盘”，被戏剧专家誉为“从秦岭的小说中可以找到真正的中国农民”。小说对社会矛盾的精准判断、纵深透视和对农民命运的解读，加深了我们对乡村社会更为立体、更为全面的认识。尤为可贵的是，我们从小说中不时会看到农民在价值判断层面的觉醒，比如在《摸蛋的男孩》中，从7岁就开始练习把手指伸进母鸡屁股摸蛋的男孩全全，梦想着让“城里人”吃上蛋，当他后来发现城里的供应制远比乡村优越时，狠狠地把鸡屁股捅出了血。杨显惠认为这是“从鸡屁股里捅出的历史”，可谓一语中的。

秦岭介入现实的理念不媚俗，不跟风，选点精准，以小见大，尖锐如锥。他掀开的现实之门，让我们历史性地认识到了“民以食为天”、“食以水为先”的千古铁律，秦岭用铁律的重锤对社会矛盾的轮番敲击，迥异有声，不同凡响。

反思的穿透力

反思是需要辩证思维和历史观的，这是秦岭的又一优势。在《幻想症》中，“我”的奶奶是当年备受歧视的西路军流落人员，她平时装聋作哑，却在梦中说真话，于是被认为鬼魅附体而惨遭鞭挞驱鬼之苦。后来父亲帮助奶奶割掉了舌头，奶奶这才成为“正宗”哑巴。当保持沉默需要装聋作哑，当担心说真话需要割掉舌头，其富有穿透力的反思视角和深刻寓意，直抵时代和人性的病灶。《寻找》中，“我”爷爷当年悄悄掩埋了红军烈士的遗体，然后以“掩埋的是国军兄弟的遗体”为由“骗”得伪政府的信任，解放后为了自证清白，他不得不用挖山栽树的方式用一生来寻找当年的坟头。这两篇小说完全打破了革命战争题材的叙事模式，作者把革命者、农民的角色在战争与和平两个不同的年代进行换位、重置，把历史和现实巧妙地糅杂在一起，让我们在人物的命运中感受到了历史的吊诡、现实的轻浮和人性的复杂性。《杀威棒》被认为是“用另类视角审视知青历史”的一篇小说，“我”的民办教师父亲从知青身上感受到了“城里人”和“乡下人”的身份落差，于是以“教育”的名义鞭打知青的孩子。改革开放后，摆脱乡村的孩子凭借海外关系成为旅美歌唱家，但“师生情”却扑朔迷离，心灵隐痛悄然隐匿在浮华时代的一隅。段崇轩认为：“这是本年度（2011年）最具历史反思意味的小说。”在我看来，如果说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站在知青的视角彰显了可贵的人文关怀而具有标志性的话，那么，《杀威棒》的标志意义至少有两个：一是稀有的农民立场，二是反思的穿透力。

在《绣花鞋垫》《不娶你娶谁》《烧水做饭的女人》《硌牙的沙子》《本色》等“乡村教师系列”小说中，相对于无忧无虑的城市教师，偏远地区乡村教师尴尬的情感荒漠、婚姻危机、生活窘境成为反衬、对比当代知识分子心灵底色的良心秤。比如，男教师和女学生同样卑贱的命运，致使传统伦理和道德不断沦陷，光怪陆离的师生恋反而成为维护乡村教育事业的救命草。其强大的穿透力在于，当知识分子面对城乡差异，迅猛发展的社会到底是离现代文明远了，还是近了？

虚构的力量

秦岭有令人叹服的虚构能力，他的“地震灾难系列”小说更彰显了这一点。有论者言：“灾难是人类最为灰暗的生活，更是生活无法剥离的部分”。放眼全球，灾难题材小说比比皆是。我国饱受战争、自然灾害之苦不比国外少，但我国的小说家们对灾难“生活”却鲜有涉足，根本原因是虚构能力不足。2018年是汶川地震10周年，秦岭的地震题材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多次登上“好书榜”，究其原因，是其虚构的“真实”征服了读者。

这个小说集由5部中篇小说组成，其中《阴阳界》里的“我”父亲是个阴阳法师，地震后深陷“豆腐渣”工程废墟中的他，渴望离开尘世阳间，但阎王却希望他继续留在阳间替鬼行善。濒死的他被儿子送往故乡的途中，他索性拔掉输液的胶管，这才由人变鬼，与罹难的爱犬一起享受到了阳间没有的公平和尊严。《流淌在祖院的时光》里，“我”奶奶看不惯子女们进入城市官场、娱乐业后的奢华和道德沦丧，地震后依然蜗居在摇摇欲坠的祖院，并拒绝搬进“最美乡村”，祖院最终和奶奶一起在余震中成为土坯和生命的废墟。这惟一的废墟变成“地震纪念馆”后，顿时让“乡村文化丰富起来”，其浓郁的反讽意味令人叹为观止。《心震》中，丈夫和情人刚刚在宾馆开房，跟踪而来的妻子和地震却不期而至，为了“家丑不可外扬”和保全死后的尊严，情人选择跳楼而死“远离是非之地”，妻子和丈夫则“合理”地死在废墟里。惊心动魄的选择把一场由婚外恋即将引发的决斗掩盖得天衣无缝，三条人命换来了虚假的温情现场，“心震”带来的家庭灾难也无影无踪。《透明的废墟》中，同一单元楼里素无往来的临死者，忍受着残垣断壁的重压，在血染的废墟中开始了最初的、也是最后的沟通与交流，平日里的相互戒备、疏离荡然无存，剩下的全是人间本该有的良知、抚慰和体恤。当这一切需要死神来唤醒时，现代生活的底色还剩下什么呢？

所谓生活，毫无疑问是人的生活，但秦岭用蒲松龄式的笔法把人、狗、鬼的命运纳入同一生活轨道，让亡者发声，让犬类传情，这种自由穿越的超现实逻辑，是现实与魔幻的巧妙结合和虚构能力的完美呈现。颇具幽默性的是，就读者群而言，秦岭的这组小说在灾区远比非灾区火爆，恰恰暗合了小说中非灾区群体安逸中的麻木和轻浮，让我们再次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古训产生了警觉。四川的一些大学曾把《心震》等小说列入《人格心理学》试卷分析题，颇具先见之明。

秦岭之所以被誉为“成功表现汶川地震灾难的小说家”，是因为地震当年就开始发表地震灾难系列小说。在2009举办的中国首届地震灾难文学研讨会上，秦岭作为小说界惟一代表应邀发言。2018年汶川地震10周年之际，天津作协专门举办了秦岭地震灾难小说研讨会。灾难文学研究专家范藻在专著《地震灾难文学研究》中，专列对秦岭地震灾难小说的研究，《文艺报》也刊发文章进行了讨论。我认为，秦岭在这一领域的探索，对于推动我国灾难文学的创作，非常有启发性。

悲悯的温情

温情，是中外经典小说常见的深情呼唤，可我们当下的所谓底层叙事却遍布残酷、悲催和对人性的冷血追问，因而显得简单化。秦岭的乡村题材小说也在关注普通人，但他既把普通人置身于严酷的社会之纬，同时又用悲悯的情怀透视人物内心中哪怕最微弱的亮色。秦岭在获奖感言中说：“普通人之所以挣扎着，坚守着，因为内心还有渴望。”盯住渴望远比锁定绝望更重要，因为它有唤醒的意味。

秦岭的“计划生育系列”发表后，《名作欣赏》等杂志曾专列栏目进行过讨论。乡村计划生育的惨烈状况只是秦岭透视人性的一个载体，他切入的角度，却是计划生育工作者和结扎、人流、放环、引产对象截然不同的心灵挣扎。在《一路同行》中，作为计生专干的、有孕在身的“我”与突击队一起押解同样怀孕在身的闺蜜前往计生站实施引产手术，“我”千方百计露出空挡试图让对方逃跑，可对方误以为“我”不仅出卖了她，而且是最坚定的“看守”。“我”为了她胎死腹中，她最终逃跑后不仅生下了私生子，而且这个私生子长大后向“我”要说法。《风雪凌晨的一声狗叫》中，为了抓捕超生对象，突击队事前已经用麻醉枪射倒了全村所有的狗，眼看大功告成，却被一声意外的狗叫惊动全村，超生对象乘机翻墙逃走。狗叫分明是身为乡长的突击队队长装出来的，但人人心怀鬼胎，迅速把矛盾转移到农民那里。《上门女婿王根宝》更是别开生面，小说瞄准“一胎化”让上门女婿这一千古婚姻形式几乎绝迹的事实为引线，以全国惟一的二胎试点县——山西翼城男子王根宝为了爱情不惜离开故土去姑娘家“倒插门”的故事为载体，用纪实和虚构、史料与判断相结合的办法，深刻剖析了“一胎化”带来的家庭危机、养老危机、爱情危机和社会危机。不难发现，在秦岭笔下，无论基层政权的执掌者、计划生育对象还是其家属，无论事态多么惨烈、不堪和纠结，所有的人物都不设标签，不论褒贬，每个人都是一个复杂、矛盾的综合体，他们既有狡猾、粗暴、无情的一面，同时又富有良心、道义和悲悯的情怀，读来有身临其境的现场感。论者认为：“绵延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是当代农村生活中无法绕开的生活形态，秦岭不仅长驱直入切进了这一生活的剖面，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现实生活的样式和路径。”相对而言，我最欣赏的是《一路同行》，乡村女性在腹内胎儿的生死关头表现出来的那种母性和心性，惊天地泣鬼神，远远超出了计划生育本身，让我想到日本电视剧《血疑》中弥足珍贵的温情，它定格于生活，还原于人心。

秦岭的小说曾5次登上中国小说排行榜，小说中的民族文化根基、迥异独特的视界、鲜活的叙事风格也受到国内外一些影视界的青睐。学术界对秦岭小说的研究已经很多，颇具权威性的《中国现当代作家研究资料丛书》也纳入了《秦岭研究资料》，但在我看来，对秦岭小说中弥足珍贵的认识价值、反思路径和温情呼唤，学界尚未完全关注到这一点，所以仍有必要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