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7月,刘邓大军和国民党大军在鲁西南战场对阵羊山集,一场大战即将爆发。 这时黄河汛期已至,水位暴涨。比汛期更使刘邓等人焦虑的是,敌人要决堤放水淹没解放军。
7月10日,刘邓司令部获得蒋介石与敌郑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4绥靖区司令官刘汝明的绝密来往紧急电报。 蒋介石的绝密“灰电”是: “汛期将至,将士临危。兵书有云以火佐攻者明,以水佐攻者强。又云水可以绝,不可以夺。望吾弟视刘军主力靡聚之地相机绝之。刘军主力兄气挫伤,则戡乱大业指日垂成。民族是幸。党国是幸。” 刘汝明的绝密回电是: “委座钧鉴:顷奉灰电,立即挥师北向,以精兵68师与骑1旅雨夜兼程赴命。而不意刘军待阵在先,重兵据扼。我军正伺机锐进,以报党国。汝明执戟待命。” 这两件绝密急电,又是如何神鬼莫测落到了刘邓手中呢?十几年之后,答案才揭晓:它们来自徐州陆总参谋长郭汝瑰(中共地下党员)之手。
当夜,刘伯承亲自召集战勤指挥部主任段君毅、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说:“从国民党方面得到情报,敌人阴谋决堤放水。”当即下令王秉璋坐汽车去河堤监探水情,段君毅与参谋长李达研究揭露敌人阴谋的公开电。 次日凌晨,新华社冀鲁豫前线对外发出了一份急电。 这就是后来记入史册的“真电”(十一日)。 这份急电称: “刘伯承将军野战司令部发言人对蒋介石、刘汝明等杀人凶犯破坏黄河堤岸的罪行,提出紧急警告。蒋介石指示刘汝明破坏河堤,罪恶滔天。连日来派飞机轰炸扫射修堤民工,继之出动兵力,企图掘堤放水,毁灭沿河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如此丧心病狂、灭绝人性之毒辣阴谋,实在是令人发指。而刘汝明竟忘记自己是华北人,不顾其祖宗坟墓及桑梓父老兄弟之生死,悍然执行蒋介石乱命,罪不容诛。” 最后,发言人称:“我们严重警告主犯蒋介石及刘汝明等,今后继续破坏河堤阻碍修堤,而引起黄河决口之惨祸,不论主犯及执行破堤之负责军官,必将交给人民审判,严加惩办。即使逃至天涯海角,亦必通缉归案。” 这个口气是十分罕见和严厉。
水情瞬息万变,敌情也瞬息万变。刘邓不顾大雨,披上军用防雨斗篷,冒雨出门去巡视堤岸。刘伯承说:“刘汝明想演水淹七军,岂能得逞?他们不懂人民革命战争,谁敢毁坏黄河大堤,人民不会答应。” 有趣的是,此时刘汝明司令部驻地正离刘邓司令部驻地不过三四十公里远。刘汝明正在作战室里“受难”受煎熬。 这位抗日战争中立过战功的将领,被他的朋友们称为“老兵油子”。这一次,这个“老兵油子”第一次在24小时之内同时受到来自作战双方最高指挥部的“重型电报”的轰击,一方面蒋介石下令他炸毁黄河堤岸,一方面解放军不准炸毁堤岸。他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此刻,他在作战室内忽坐忽立,忽又绕着桌子乱转,转一圈又转一圈,似乎没有一个完。 其实,他给蒋介石的回电,就深藏一份作为中国军人无法公之于世的苦心。其中,他所言的“雨夜兼程”是真,而“伺机锐进”是假;“刘军待阵”是真,他“以报党国”是假。为什么?
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水淹七军,不仅要淹没自己的祖坟和乡亲们,而且要淹没黄河两岸数百万老百姓。这个罪行,确实是“丧心病狂”和“罪恶滔天”。而他刘汝明,并非丧失良知,而是一个立志救国救民的中国军人,现在救不了国救不了民,反而还有祸害人民,当千古罪人! 突然,他停止了转圈,冲出屋子,连雨衣也未穿,急步出门跨上战马,冒着大雨直奔黄河大堤。 他策马直奔,来到了正在堤岸上安放炸药的团长前,厉声宣布自己的决定: “谁敢破堤,就地枪决!” 第二天,刘伯承就获知了他说的这句话,也说了一句话被史学家记下的名言: “给刘汝明记一功!” 刘伯承要给刘汝明记—功,据说他还对人交代说:“以后这个刘汝明抓住了,就是最坏,因为这一次,也要免了他的死罪。” 遗憾的是,这个刘汝明1949年没有留在大陆,逃去了台湾。若是留下来,或许,他还能得到人民政府的任用。 因为,撇开政治倾向,他算得上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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