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双轨的体制，使得政府不得不关心许多外族的事务。唐代西方多事，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忽然崛起之时，自西方往东方扩张使得中亚一片混乱，这对中国有骨牌效应。唐朝在中亚一带总共拥有二百多个羁縻州府，都是中亚的地方部落取得唐朝的官号，唐朝不过派一个都督，表面上监督而已。唐将高仙芝与黑衣大食战于怛罗斯河，唐军大败，中国从此丧失在中亚的霸权。那许多被打败的部落大批奔来中国，中国必须给他们一个安置，只能安插他们在广大的北部，从今天的甘肃、宁夏，一直到山西、山东，都有这些中亚部落的后代居住。这是“天可汗”头衔要付出的代价，因为在胡人心目之中，“天可汗”确实是东亚各种胡人的总领袖。中国人的血统之中，因此增加了许多中亚和内亚的成分。后世北方的汉人，其中许多人都有中亚胡人的基因。
传统的中华帝国是天下国家，应当只有远近、没有界线，上述“天可汗”的功能，其实也是源于它是一个天下国家。中唐以后，中国以西有许多强邦，西藏的吐蕃在唐初就忽然兴起，同时青海大草原上的吐谷浑也忽然强盛。这两个大部族的兴起，可能是因为天然气候的改变使青海西北一带水草丰美，也可能因为从隋唐开始丝绸之路重新畅通，丝绸之路旁边的部族都得到了过路财神的利益。唐初花了不少气力才平定了吐谷浑，唐军损失也不小。杜甫的诗“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就是描写唐军曾经在讨伐吐谷浑的时候损失十几万。
吐谷浑平定了，吐蕃没有旁边的对手就开始迅速扩张，唐代不得不下嫁文成公主，以此换取和平。唐蕃会盟碑文表现的是两个平等政权之间的约定——吐蕃不是“天可汗”的属下。在今天的新疆，突厥的后人分散为许多族群，在中亚一带忽分忽合，他们是前面提到的那些羁縻州府的主要组成部分。但面对新兴的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军，他们大批迁入中国，于是西方至少有吐蕃、回鹘和伊斯兰教派的大食三个大邦。
到中唐以后，中国在西方的事务上不再能以天朝上国的姿态应对了。面对这些强权，唐朝干臣李泌的政策是远交近攻，在这三个西方大邦之间，联结两个打一个，联结一个打两个，采用的是十足的国际政治手腕，不再是以大帝国的姿态君临天下。
唐代的对外贸易十分活跃，陆路有许多说粟特语的商人经过丝绸之路往返贩卖，他们也有不少在中国落户生根。唐政府对他们的管理方式是委派他们自己选举的“萨宝”管理内部事务，有点像今天外国侨民的领事官，只不过是他们自己选举的领袖而已。这种处理外朝事务的方式，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同样地，经由海道出入中国的海商，大多数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唐政府也是让他们的宗教领袖管理这些居住在中国的大批外商人户。这些制度又一次说明了一国多制的管理形态和传统的天下国家相当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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